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四十五岁的胤禛以平实、低调、孝顺、无争、实心任事的形象博得康熙的信任,最终从众多皇子中胜出,登上大清王朝的权力顶峰。胤禛隐忍数年,明争暗斗的皇子生涯成就了非凡阅历。他在上谕中直言不讳地说,四十余年,对大臣间的结党营私、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的恶习了如指掌,并下决心整顿吏治,惩治腐败,推行廉政。
清亏空,重“审计”。钱粮亏空是当时的一个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是官员贪污挪占。雍正即位之初,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积欠钱粮的命令。要求绝不准摊派到老百姓头上,不管什么原因,三年之内必须将积欠补齐。一个月后,雍正又在中央设立了会考府(相当于现在的审计署),各地设有分支机构。经过彻查,查出户部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官员赔付一百五十万两,另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补足。许多贪官被抄家,以家产抵亏空。康熙第十二子履郡王允祹被迫将家用器皿摆在当街出售,冲抵亏空。雍正帝打老虎不手软,拍苍蝇更加严猛。雍正元年六月,潞州知府加璋举报山西巡抚苏克济勒索各府州县四百五十万两,苏克济被籍没家产,以偿亏空。当时众多查出的官员被革职,不少省份被革职的官员达到三分之一,多的将近一半。社会上盛传雍正“好抄人家”,民间玩雀牌还把成牌称做“抄家湖”,当然这只不过是被查处的贪官发泄心中的不满罢了。
惩贪墨,推廉政。雍正皇帝强调“操守,乃为官之本,本立,诸道自生。”官员操守的优劣是国家行政的根本。康熙帝晚年吏治败坏,上下贪墨成风,官场流行“名实兼收”,即一方面损公肥私,另一方面沽名钓誉。这种官员善于投机钻营,既捞到了真金白银,又博得了美名,而那些实心任事的官员却处处受到排挤。为刷新吏治,仅在雍正元年正月一个月内,雍正就接连颁发十一道诏令,严谕内外大小臣工奉公洁己,勤于职守。
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雍正帝对顶风违纪的官员进行了严肃处理。雍正元年十月,博尔多出任山东布政使,到任时地方官员仍照陋规送礼,博尔多收了两千多两银子。不久,他为母亲做寿,济南府官员又纷纷送来围屏、绸缎、如意及银两等物。事情败露后,雍正帝命令将博尔多严讯重处治罪。次年,有浙江巡抚黄叔琳奉命到湖北查盐,收受盐商吴雨山贿赂,为他说情派充地方总商。有人将此事密奏,雍正帝立即下令说,事情虽小,但黄叔琳刚刚到任就如此胆大妄为,将来还有什么事不敢做?即将黄叔琳解任严审。户部尚书彭维新变更定例,私借部银一千八百两,雍正帝命刑部审讯,结果按斩监候治罪,封疆大吏人人震慑。在这种形势下,湖广总督杨宗仁、云南巡抚杨名时等纷纷上疏自报,说明自己过去对各种陋规节礼一无所收,并请将督抚司道衙门的节礼陋规尽行革除,以堵州县借口剥民之端,以塞上司勒索纳贿之路。
对清廉刚正的官员,雍正帝大力保护和重用。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廉洁著称,雍正帝曾赐他御书“公勤廉干”匾额一方。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无所瞻顾,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员,这些人串通告状,雍正帝心中有数,指出: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确是刚正之人。田文镜的经历也是很典型的,他严于律己,恪尽职守,奉旨出京办事,将所过地方荒歉情形直言不讳奏报。出任山西藩司,将多年亏空及宿弊彻底清理。由于他惩贪除暴得罪了一些人,便有人参劾他有贪赃枉法十大罪状。雍正帝经过核实,所参各款皆虚,除将诬告者严惩外,对田文镜的“忠诚体国,公正廉明”大加表彰,将其树为官吏的楷模,并提升为总督。
雍正审时度势,对官场下重拳,扭转了颓废的官场作风,使吏治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