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出生之前，康熙的嫡长子胤礽已于康熙十四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因其母孝诚仁皇后颇得康熙喜爱，故康熙自从胤礽出生就对他特别宠爱，有意地把他向大清皇帝的地位重点培养。在此背景之下，雍正这位庶出的皇子将来继位的可能性极小，于是他不得不像其他的皇子那样恬静自好，循理安分。
康熙晚年太子被废，并宣布从此不立太子之位，这让诸皇子的夺储之心开始蠢蠢欲动，雍正也不例外。不同于其他皇子的拉帮结派，雍正走的是一条“揣摩上意”之路。他首先准确地意识到，孝道有亏是太子被废的主要原因。于是他针对康熙的这种心思，在他的数首收入《雍邸集》的诗中巧妙而又隐晦地表达他对父皇丰功伟绩的感服，并极力表达自己孝敬父皇的愿望。这一切，当然是做给康熙看的，目的无非是为自己的夺储之路多扫除一些荆棘。当其他的皇子都在忙于拉帮结党、觊觎储位时，而雍正却置身事外，用诗作表达对父皇的孝顺，一派乱象之中，康熙心头的天平开始向雍正倾斜。
雍正同时意识到康熙不喜皇子势力过大，又担心自己死后诸皇子可能会兵刃相见，于是他极力把自己伪装成一位淡泊名利、毫无见识之人。他数度在自己的诗作中宣称自己“淡泊为怀，恬静自好”，又说自己“不交结一人，不与闻一事，于问安视膳之外，一无沽名妄冀之心”，并且“未谙政事”、“毫无阅历闻见”。正是这种不急功近利、不暴露自己野心的策略，成功的骗过了康熙，让雍正最终入继大统。
可是，在雍正登基之后，雍正一改之前自己苦心经营的孝子仁兄的形象，对那些在他夺储之路上反对他的人进行了严厉以至于残酷的制裁。
雍正的八弟允禩颇具才干，在夺储之争中呼声很高，以至于当时的“国舅”佟国维和内阁首辅马齐都公开支持他。雍正甫一即位，便封允禩为廉亲王，任总理事务大臣。这看似在重用允禩，其实是让他犯错，借之以为诛杀的借口。果不其然，允禩于雍正四年被诸臣议罪四十款，囚禁于宗人府，改名“阿其那”（有学者说意为“猪”），同年九月病死于拘所；其妻被革去福晋，勒命自尽。支持允禩的九弟允禟，被改名为“塞思黑”（有学者说意为“狗”），发配西宁，后禁锢于狱室，虐待而死。十四弟允禵，贵为雍正的同母弟，亦被剥去兵权，强迫为康熙守陵，等同长期圈禁。这一切，都证明雍正早就将一些兄弟视为仇敌，欲除之而后快。
对待自己的手足如此之残忍，雍正的薄情、记仇和虚伪的性格早已暴露得淋漓尽致。康熙担心的“兄弟阋墙”终成现实，这是何等的讽刺。
雍正其政
作为政治家的雍正无疑比作为兄长的雍正要优秀许多。在税制改革方面，雍正首先推行了“摊丁入亩”政策，即将“人头税”废除，并入“土地税”。这使得地主的负担增加，农民无土地者的负担减少，对减缓土地兼并和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好处。同时因为不再有人头税，因此民间瞒报人口数的情况大为减少，使得清朝户口的统计比以前精确许多。
其次就是“火耗归公”。清律规定，各行省转交至户部中央税款者，必须以五十两银元宝为一单位，因此行省衙门从百姓收集来的散银必须镕铸成合乎规格的元宝，才能上交。在镕铸过程中所损耗的银两，则称为火耗。通常这些火耗损失，全部需附加于原纳税人，成为一种附加税。但火耗的数量是不一定的，纳税人需要上缴多少火耗银完全是地方官说了算，这就造成了贪污。雍正主张火耗归公，也就是说火耗这种附加税必须全部上缴户部统筹运用。这一政策让火耗透明、合法化，增加了政府收入，也有助于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澄清吏治。
在民族政策上，雍正推行了“改土归流”。土即土司，流即流官，指边远之地的官员。所谓“改土归流”，即土司所拥有的自治权收归中央。实行“改土归流”之后，不但清朝政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各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也进一步加快。残存的土司制度，其作用和影响也已大大削弱。
为了加强皇权，雍正还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之后，总揽军、政大权，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最高机关，而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控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大臣的任命也完全处于皇帝的个人意志。这是清朝君主集权发展到顶点的象征，从此之后再无任何权力可以制衡皇权。
而雍正皇帝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勤政。他在位期间每天都坚持亲理政务，白天上朝研究政事，聆听大臣面奏，晚上则要批阅大臣们送来的奏章。又因为雍正首创了密折制度，各地大臣送上来的密折只有他才有权拆阅，这又增加了他工作的强度。他曾感叹到：“万机日日如丝绪，勉竭心力手自裁。”现存的他在位期间与各省总督、巡抚、将军、提督、布政使、按察使之间的往来奏报和批示超过万件。雍正在位的十三年都是在这样单调乏味的工作中度过，他没有闲情与时间来南巡北狩，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无怪乎后世史家大多认同他是因为工作强度过大而暴病身亡。
文艺兴盛
雍正一朝四海升平，国库充盈，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雍正朝的珐琅彩瓷器和人物宫廷画。
珐琅彩是康熙时期创烧的名贵釉上彩瓷品种之一，因其将铜胎画珐琅彩料画置于瓷胎之上，故称为“瓷胎画珐琅”。因画珐琅彩料昂贵，烧制数量有限，又因珐琅彩瓷专为清宫皇帝、妃嫔玩赏和宗教、祭祀的供器之用，故弥足珍贵。珐琅彩由欧洲传教士带入中国，康熙对其及其喜爱，准备以此打造精美御用珐琅瓷，遂又邀请法国珐琅艺人入清廷教授珐琅制作工艺。由于康熙朝末期铜料紧缺，导致以铜为主要原料的铜胎珐琅难以大规模制作，因此转而采用瓷胎。瓷胎画珐琅于康熙三十五年成功烧制。
雍正对珐琅彩瓷器更加重视。雍正即位元年即增设了六品库掌一人，又奏准造办处立库，将珐琅处、炮枪处、舆图处、自鸣钟处俱并造办处管理。造办处人员扩充，由长年居住在圆明园最受雍正帝信赖的怡亲王管理。雍正时期有清宫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烧珐琅器。雍正六年正月初九内务府的造办处便召募各作匠艺人13名，钦命怡亲王负责主持，由精通工艺的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唐英等人专门负责管理。参与画珐琅的有金昆、戴恒、杨振基等画院画家。以上种种因素，使得雍正朝的珐琅彩瓷器有着当时最强的制作阵容，雍正御窑厂的瓷艺及珐琅作的瓷胎画珐琅工艺高超、质量上乘。珐琅彩瓷器还被广泛用于赏赐王公贵族，雍正初年，平定青海有功的年羹尧就频频收到雍正皇帝赏赐的珐琅彩瓷器。
此外，围绕宫廷和上层社会的绘画艺术也达到顶峰，这就是以文人逸趣和皇家审美为主要内容的人物宫廷画。大量西方传教士的涌入，使得清朝的宫廷画不仅具有传统的宋明山水画的技法，也融合了西洋油画色彩强烈的特点。宫廷画师使用西方油画的技法来表现中国的山水，使代表文人精神的山水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革新。雍正时期，郎世宁等西方画家将油画的肖像技法带入了中国，后在皇帝的授意下，他们开始探索用中国画的形式表现油画的效果，创造性地发展了中西合璧的全新肖像画风格。
帝王的肖像画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置于宗庙之内，接受后代的祭祀。清朝的帝王画像尤以康雍乾时代为最佳，其中雍正时期的帝王像带有明显的油画风格。后世至嘉庆以后国力逐渐衰败，帝王肖像画的艺术成就与质量也江河日下，越来越惨不忍睹。
雍正时期另一重要绘画作品就是《雍正行乐图》。雍正皇帝喜欢令画师为他画像，因为雍正帝本人笃信禅学，故《雍正行乐图》与其他帝王行乐图有巨大的区别，往往营造出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氛。雍正在《行乐图》中还扮作各种人物，穿着不同的衣服，这在以往的帝王行乐图中也是没有的。清律禁止满人穿汉人衣服，但雍正在《行乐图》中不仅穿着各种不同的汉人衣服，还扮作文人、官吏、村夫等，甚至还有雍正穿着蒙古、西藏和西洋人的衣服的《行乐图》，这不仅让《雍正行乐图》成为帝王行乐图中的一块奇葩，还让雍正的审美趣向成为了一个后世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雍正时期的文化艺术并没有因大兴的文字狱而停滞不前，反而因为国力的逐渐强盛而在工艺品制作和宫廷画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也是中国古代艺术最后的一个高峰 。